黄京平：典型案例三重功能的集中体现

　　当前，“外防输入、内防扩散”，从源头上切断疫情扩散蔓延渠道的有效措施，使我国疫情防控阶段性成效进一步巩固，复工复产取得重要进展，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加快恢复。

　　保障疫情防控措施有效实施、巩固疫情防控既有成效的最后法律手段，就是适用刑法惩治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犯罪。其中，依据刑法第三百三十条的规定，准确认定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是至关重要的刑事措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三批依法惩处妨害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聚焦妨害传染病防治案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这组案例，具有以下显著功能。

　　一、明确行为规范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是典型的法定犯。一个平常处于休眠状态的罪名，因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夜之间被司法解释实际激活，抗拒或拒绝执行疫情防控措施，造成新冠肺炎病毒传播或者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成为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新型犯罪。

　　社会成员关注此罪的法律适用实况，至少有两方面的兴趣点，一是什么样的行为、怎样程度的行为，就属于犯罪，就应被判处刑罚？二是与前一点相关，司法机关惩治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活动，能否为公众安全提供切实的保障，以免新冠肺炎病毒的威胁或侵害？

　　最高法发布第三批典型案例，首要的价值、重要的社会效果，就是以裁判的形式，回应了社会关切。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每个人应遵守的义务，刑法和司法解释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规定，都过于抽象，难以向公众传达适应其认知特点的信息。

　　最高法集中公布的8个典型案例，图景式展示了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各种具体行为：

　　在疫情期间前往疫情严重的国家旅行，从境外回国后不如实申报出境信息且不执行隔离规定；

　　故意隐瞒疫情高发地区旅居史且不执行居家隔离规定，多次出入超市、药店等公共场所，并乘公共汽车往返多地；

　　故意隐瞒疫情高发地区旅居史，不仅不执行居家隔离规定，而且不执行停止经营的指令，继续经营餐饮店；

　　故意隐瞒疫情高发地区旅居史，随意出入公共场所，并在隔离治疗期间故意隐瞒活动轨迹或者密切接触史；

　　故意隐瞒从疫情高发地区返乡的事实，并在就诊时继续隐瞒导致密切接触者感染新冠肺炎；

　　故意隐瞒密切接触史，致使有关部门未能及时对有关人员采取隔离措施；

　　确诊患者隐瞒活动轨迹，导致相关部门未能及时采取管控措施；

　　不执行疫情期间发热病人收治规定，在村卫生室收治发热病人，并瞒报收治情况；等等。

　　每一个案例，都将拒绝执行新冠肺炎防控措施、引起新冠肺炎病毒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具体化、普及化，使受众知悉犯罪行为的基本特征，让受众了解到司法机关惩治犯罪的重点。由此可以形成两方面的良好效果：

　　第一，明确行为规范的效果。由司法解释激活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刑法规定，预防功能理应优先于惩治功能，一般预防功能理应优先于特殊预防功能。也就是说，适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司法活动，重心不在惩处多少人，而在遏制可能的犯罪行为，教育多数人，规制社会成员的行为，使公众的行为符合疫情防控的规范。以尽可能少的惩处数量，获取最大的威慑、预防、规范效果，应该是司法的妥当目标。每一个具体案件的办理，能够达到以案明法、以案释法的辐射效果，比案件本身更有价值。

　　第二，确保公众安全感的效果。良好的公众安全感，不仅是各种疫情防控措施的目的，也是“外防输入、内防反弹”防控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必须依赖的条件。集中公布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案件，是最高人民法院代表公检法办案机关，向社会公众交出的合格答卷，是保障社会公众安全感的确认书。国家司法机关切实保护公众安全的决心、努力，透过典型案例传达给社会公众，对提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信心，确保复产复工有序进行，社会生活恢复常态，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二、细化裁判规则

　　以刑法第三百三十条第1款第（4）项规定的行为方式构成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是仅在突发重大传染病疫情期间才可能构成的犯罪。激活这一罪名的《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简称《意见》），只是以拟制规定和注意规定兼具的方式，概括规定了适用刑法第三百三十条定罪处罚的行为要件，即除应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的行为之外，“其他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防控措施，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应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