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与法律群体的司法理念差距

    《水浒传》中宋江为了义气向晁盖等人通风报信，使他们在截取了生辰纲之后，逃过了官府的追捕。在小说中类似的情节中比比皆是。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头脑中人与人之间的义气远远比法律更加重要，也就是说人情与法律相比较而言，更多的人选择了前者。究其根源，我想是因为我国古代传统的道德法律观使然。从我国历史上有法律以来，就一直强调情理法结合，从“以德配天”的思想到“德主刑辅”的理论，中国一直强调道德对于调节社会矛盾的巨大作用。

    然而，我们今天所提出的依法治国的理论中，所说的法大都是以西方的法律为代表。我们法官所受到的教育就是严格执法，依法办事，而因为中国的传统观念所起的惯性作用，在中国这个社会中，人们解决矛盾时更多的倾向于道德调解，而很少从法律观点来考虑。由此法官与大众之间存在司法理念上巨大的差异。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处理纠纷时所依据的规范不同，法官讲的是法律，当事人更多的是考虑道德因素。最明显的就是在执行证据规则中出现的问题，如果一个欠债，一个要求还钱，在庭审中，偏偏有理的一方没有按照证据规则的规定出示证据原件，如果你给他重新出示证据的机会，那么对欠钱的人从法律上讲就是不公平；不给他机会，从道德上讲，对要钱的人也不公平。这在农村表现更甚。我有个师兄，现在是一个基层法庭的庭长，我们聚会时，他说我现在把法律知识都忘得差不多了，现在自己就像是一个居委会的大妈，天天就是调解。其实，他自己也不想这样，可是环境促使你改变，你不改就没办法开展工作。

    另外，大多数人做事时，更多的是靠道德和一个人的良心来进行约束的，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亲戚之间借钱不出具欠条。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如果要求法官单纯依靠法律来解决纠纷，只能是表面上的平息，达不到领导们要求的所谓“社会效果”。

    我想正是基于上述两点，造成了法官群体与当事人群体之间思维的差异，才形成我们国家现在的法官判决理直气壮，而当事人上诉、上访也理直气壮，双方各讲各的理。而法院在处理纠纷的过程中，往往还有人大、党委，甚至政府部门参与其中。由此就出现了人们对待法律是一种十分功利的态度，在法律能给他们带来利益的时候，从大众到政府都很高兴的将法律视为保护自己利益的工具；在法律不符合他们利益要求的时候，自然就对法律产生规避甚至是抗拒。

    我说这么多不是要争论谁对谁错，法官执行法律、依法办事，这是职责所在；人民讲究道德、讲究良心，是一个公民起码的准则。我想说的是，法律更多的情况下是一个社会不同利益阶层妥协的产物，那么平衡法律与道德的界限是立法的使命。但是在我们国家，由于现实的原因，我们国家的立法还远远达不到这个程度。作为法官在判决时更多的是考虑如何正确的认定事实，如何正确的适用法律，不能要求法官先以道德的观点来审视整个案件。但是在立法出现了空白或者与道德矛盾的时候，法官应该如何来衡量、如何来平衡。一旦平衡的不好，所有矛盾都集中到法院，长此以往，法院的判决遭到质疑就越来越多，大众对法院的权威就越来越怀疑，那么法律的权威性，也就无法体现，法律也就成为获得利益或者权力运用的工具。

    我本人并非主张只要法律，不顾道德进行判决。我们现在执行的法律更多的是从人群中最简单、最基本的道德观念中发展而来的，我们也要求法官具备一定的、高于一般人的道德观念，要求大众与法官在思维上达成基本一致。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我们的法律要符合中国的传统与现实，如果一部法律永远同这个社会上的道德相矛盾，那么这部法律也无法执行下去，也不可能执行下去；如果一个社会只是依靠道德来调整纠纷，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也是不科学不实际的。其次，不要总认为法律制订、规定得粗略了，否则就会给执法者尤其是法官腐败的机会。我们国家地域广阔，一部法律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包括进去，要给法官以适当自由裁量的空间。否则，法官在实际中永远也无法在具体的案件中平衡法律与道德的界限。在此基础上，就要求社会大众对法官的判决给以充分的理解，给法官以充分的权威，不然依法治国就只能是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