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工的遭遇引发的四个问题

一个农民，进城后在城里四处奔波，辛勤地付出自己的汗水，但他的这种努力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回报。11月10日，新华社的记者披露了对湖北民工彭红平进行115天的跟踪采访的情况，用文字向读者展示了亲眼目睹、亲身感受到的民工艰难谋生的境况。

读过这篇报道的人，都能感受到作为一个民工在城市生存的不易。就业环境的恶劣，地位的低下，经济的穷困，时刻都可能造成生命中的创痛。报道中的民工彭红平经历过生病、欠薪、工伤等多种痛苦，整整一百多天，除了记者给他的20元救助外，没有人给他提供过任何帮助。这种现实的生存状况让人心寒，同时也让人对一些部门发出质问。

彭红平说：“如果有个好的职业介绍环境，有遵纪守法的老板，出了力就能拿到工钱，我们的生活就不会这样惨。”这个问题指向我们的就业市场，我们的就业市场口口声声地表示要搭建完善的就业平台，但实际上，各种就业服务中心都面向那些有学历有技术的人开放，我们的农民工只能在城市的边缘、角落里自发地形成一些劳动力市场任人挑选。缺少这样的就业关怀，我们的民工怎么会有好的收入？

这个问题还指向我们的劳动部门，彭红平为11个老板打过工，却没有一个人完全兑现过他的工钱。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如果说老板是为了利益上追求而拒付工钱，那么作为维护民工权益的劳动部门又在做些什么？

彭红平的问题还指向国家救助制度，虽然因为孙志刚案我们的收容救助制度有了很大改进，但其不完善之处还是很明显。报道称：“记者多次在深夜和凌晨时分来到彭红平栖身的武汉市集贤巷附近，都找到了正在沉睡的彭红平。他有时睡在马路边，有时躺在门檐下，有时横在过道里。7月6日深夜1时，记者叫醒正在马路边沉睡的彭红平，他当时正患重感冒，高烧不退，浑身酸痛无力，满嘴水泡。”现有的《救助管理办法》表明：“因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属于救助范围，但流浪的彭红平没有得到救助。这不知是“办法”的宣传不到位，还是民工们根本就知道注意这个“办法”。不管如何，作为份内的事，救助部门应该感到尴尬。

问题也指向我们农村政府。彭红平说：“家里的责任田都被村干部收回后转包出去了。现在想的最多的，就是怎么才能要回自己的责任田。如果家里有田种，再也不想进城打工了。种地苦归苦，但总比在城里挨饿受气强。”我不知道这个事情的运作到底是怎样进行的，但我想最基本的一条，收回承包田要本人同意吧!按彭红平的意思，他是不愿意让田收回去的，但事实上收回去了。为什么？我们的当地政府到底在干什么？

带着这种种疑问，笔者心里充满了痛楚。三个问题，也许有不同的解决方式。但我只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有好的就业环境，不再冻馁，有田种有饭吃，这样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对于我们每一个民工来说，不是遥不可及的梦!

（作者来自浙江临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