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创造性”批捕小偷
2020-05-30 04:57作者：何向东
据报载，一名小偷入室盗窃惊醒了主人，遂将偷到手的手机扔了，后小偷被抓获。因盗窃数额达不到定罪标准，小偷可能逃避处罚。在这种情况下，成都锦江区检察院“创造性”地适用《刑法》，以涉嫌非法侵入私人住宅罪将其批捕。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像新闻中的这类盗窃案，往往因数额达不到定罪标准而不能有效地对犯罪嫌疑人定罪惩治。成都锦江区检察院的此番用意无疑也是为了给群众带来更多的保障。虽然如此，我认为，成都锦江区检察院的这种“创造性”批捕小偷却是违法而又可怕的。
首先，这种“创造性”批捕小偷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虽然有专家认为本着维护社会安定的立法原意，锦江区检察院“创造”性地适用《刑法》值得肯定。从学理上解释，入室盗窃本身即含有非法侵入住宅的犯罪构成，当盗窃罪不足以构成时，将此析解出来单独认定，于理于法都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专家似乎忘了，我国刑法中一项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罪刑法定原则，即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对于本案中的小偷行为来说，既然不构成法律明文规定的犯罪，那么其就不应被追究责任。而成都锦江区检察院“创造性”以他罪批捕，其行为就是违法。
其次，成都锦江区检察院无权对法律条文进行解释。有人认为，入室盗窃本身即含有非法侵入住宅罪的犯罪构成。但是，不管我们怎么认为，但是这种认识终究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解释。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的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的分歧，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或决定。所以，对于小偷入宅盗窃是否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司法解释。对此，作为学者、个人或成都锦江区检察院都是无权进行解释的。而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没有对此作出司法解释之前，成都锦江区检察院“创造性”的对小偷批捕，就属于“无法可依”，是错误滥用公权行为。
再次，成都锦江区检察院“创造性”批捕小偷的根源在于其对打击犯罪的认识偏颇。对于司法机关而言，其任务应当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所以，在打击犯罪中，一方面司法机关要履行惩罚犯罪分子的职责，另一方面，司法机关要确保无罪的人不被追究。而成都锦江区检察院“创造性”批捕小偷的做法，事实上仅仅是强调了对犯罪分子的惩罚，而忽视了对无罪人的保护。因此，其“创造性”批捕小偷行为的出发点是错误的，对打击犯罪的理解是偏颇的。这种“重惩罚轻保护”思想，在司法机关中并不少见，值得引起足够的重视。
虽然目前公众对小偷要求处以重典的呼声一直很高，但是，在没有相应的法律或司法解释出台的情况下，司法机关还应严格“依法办事”，决不能随意的“创造性”扩大对小偷打击追究的范围，否则无罪的公民的权利就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后果将是可怕的。
作者单位：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像新闻中的这类盗窃案，往往因数额达不到定罪标准而不能有效地对犯罪嫌疑人定罪惩治。成都锦江区检察院的此番用意无疑也是为了给群众带来更多的保障。虽然如此，我认为，成都锦江区检察院的这种“创造性”批捕小偷却是违法而又可怕的。
首先，这种“创造性”批捕小偷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虽然有专家认为本着维护社会安定的立法原意，锦江区检察院“创造”性地适用《刑法》值得肯定。从学理上解释，入室盗窃本身即含有非法侵入住宅的犯罪构成，当盗窃罪不足以构成时，将此析解出来单独认定，于理于法都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专家似乎忘了，我国刑法中一项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罪刑法定原则，即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对于本案中的小偷行为来说，既然不构成法律明文规定的犯罪，那么其就不应被追究责任。而成都锦江区检察院“创造性”以他罪批捕，其行为就是违法。
其次，成都锦江区检察院无权对法律条文进行解释。有人认为，入室盗窃本身即含有非法侵入住宅罪的犯罪构成。但是，不管我们怎么认为，但是这种认识终究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解释。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的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的分歧，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或决定。所以，对于小偷入宅盗窃是否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司法解释。对此，作为学者、个人或成都锦江区检察院都是无权进行解释的。而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没有对此作出司法解释之前，成都锦江区检察院“创造性”的对小偷批捕，就属于“无法可依”，是错误滥用公权行为。
再次，成都锦江区检察院“创造性”批捕小偷的根源在于其对打击犯罪的认识偏颇。对于司法机关而言，其任务应当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所以，在打击犯罪中，一方面司法机关要履行惩罚犯罪分子的职责，另一方面，司法机关要确保无罪的人不被追究。而成都锦江区检察院“创造性”批捕小偷的做法，事实上仅仅是强调了对犯罪分子的惩罚，而忽视了对无罪人的保护。因此，其“创造性”批捕小偷行为的出发点是错误的，对打击犯罪的理解是偏颇的。这种“重惩罚轻保护”思想，在司法机关中并不少见，值得引起足够的重视。
虽然目前公众对小偷要求处以重典的呼声一直很高，但是，在没有相应的法律或司法解释出台的情况下，司法机关还应严格“依法办事”，决不能随意的“创造性”扩大对小偷打击追究的范围，否则无罪的公民的权利就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后果将是可怕的。
作者单位：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