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名举报的无奈
2020-05-30 04:04作者：万全
继全国许多省市出台实名举报奖励办法之后，海口市纪委近日又发布《关于奖励实名举报有功人员的暂行办法》。《办法》规定：实名举报海口市属各级党政机关、共产党员以及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工作人员存在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吃拿卡要、行政工作不作为、严重违纪等行为，经查证属实的举报人可获得最高达3万元奖励。
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犯罪和失职渎职行为进行举报，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民主权利，也是我们党加强反腐败斗争、抓好廉政工作的需要。事实证明，近年来查处的许多大案要案，绝大多数是依靠群众举报发现线索的。而对实名举报论功行赏，既是对公民积极参与举报的肯定和鼓励，也给检察机关调查犯罪分子罪行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然而与之形成反差的是，虽然目前采取悬赏举报制度的地方日趋增多,价码也由先前的1000元上涨到30000元，但群众举报的积极性却在下降，实名举报的人员越来越少，提高奖金数额实是无奈之举。这里面深层次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近年来，举报人遭到打击报复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河南吕净一因举报平顶山市原市委书记李长河而被几近灭门；河北郭光允因举报原省委书记程维高被开除党籍送进劳教所；南京第一个公开身份的举报人兰贵来，因举报腐败分子后公开接受举报奖励，仅两天就被原雇用单位解雇……这些都令正义之士寒心。而举报控告者、上访投诉人遭到官吏们“白眼”的现象也较普遍；即使在普通百姓中，很多情况下也得不到真正的理解与同情。在一个单位里，因举报，贪官落马了，举报者在这个单位也成了“孤家寡人”，谁也不敢使用或接近他。如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临危不惧、舍身救人等英雄行为已在现实社会中得到普遍认同，而对那些“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冒着极大风险的举报人，谁也没有把他们当成英雄。不但没有，而且被一些人称之为“刁民”，“脑子有病”的人。这难道不令人悲哀吗？
举报人被打击报复，与我们的工作方法不无关系。在我们许多办案部门，只是一个劲地出台政策鼓励群众举报，但在内部，相应的措施并没有跟上，没有严格的保密制度和纪律，举报材料没有专人专柜管理，不管有关无关人员都可以看到；找举报人了解情况、召开新闻发布会等不讲究策略，不设身处地为举报人着想，把举报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处理举报材料的方法也很不得当，举报信反映的腐败问题，往往七批八转，要么错过了查处时机，要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被转到被举报者手中。
如果说因为工作方法导致举报人遭到打击报复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来自主观上的、来自内部人士告密而导致举报人遭到打击报复的则更令人痛心。有些办案人员为了讨好领导，捞取好处，把举报内容“进贡”给被举报的官员，作为换取个人私利的筹码；有的因为与被举报者有亲戚、同学、同乡、同事、战友等等关系，有意识地把举报内容透露给被举报者。
而在相关办法中，对工作人员中大量存在的举报泄密现象，并没有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往往只有笼统的“禁止”、“不准”之语，保护一词等于空话。
举报是有风险的，在法律上被称为“危险的权利”。对于举报人来说，能让他们举报有门，后顾无忧，比任何奖励都迫切而且重要。不从制度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奖励的价码加得再高，仍然避免不了“应者寥寥”的尴尬局面。只有把保护举报人上升到与反腐败工作一样重要时，才能使千千万万人民群众投身于反腐败的大潮中来。
作者单位：湖北省钟祥市计划委员会
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犯罪和失职渎职行为进行举报，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民主权利，也是我们党加强反腐败斗争、抓好廉政工作的需要。事实证明，近年来查处的许多大案要案，绝大多数是依靠群众举报发现线索的。而对实名举报论功行赏，既是对公民积极参与举报的肯定和鼓励，也给检察机关调查犯罪分子罪行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然而与之形成反差的是，虽然目前采取悬赏举报制度的地方日趋增多,价码也由先前的1000元上涨到30000元，但群众举报的积极性却在下降，实名举报的人员越来越少，提高奖金数额实是无奈之举。这里面深层次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近年来，举报人遭到打击报复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河南吕净一因举报平顶山市原市委书记李长河而被几近灭门；河北郭光允因举报原省委书记程维高被开除党籍送进劳教所；南京第一个公开身份的举报人兰贵来，因举报腐败分子后公开接受举报奖励，仅两天就被原雇用单位解雇……这些都令正义之士寒心。而举报控告者、上访投诉人遭到官吏们“白眼”的现象也较普遍；即使在普通百姓中，很多情况下也得不到真正的理解与同情。在一个单位里，因举报，贪官落马了，举报者在这个单位也成了“孤家寡人”，谁也不敢使用或接近他。如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临危不惧、舍身救人等英雄行为已在现实社会中得到普遍认同，而对那些“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冒着极大风险的举报人，谁也没有把他们当成英雄。不但没有，而且被一些人称之为“刁民”，“脑子有病”的人。这难道不令人悲哀吗？
举报人被打击报复，与我们的工作方法不无关系。在我们许多办案部门，只是一个劲地出台政策鼓励群众举报，但在内部，相应的措施并没有跟上，没有严格的保密制度和纪律，举报材料没有专人专柜管理，不管有关无关人员都可以看到；找举报人了解情况、召开新闻发布会等不讲究策略，不设身处地为举报人着想，把举报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处理举报材料的方法也很不得当，举报信反映的腐败问题，往往七批八转，要么错过了查处时机，要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被转到被举报者手中。
如果说因为工作方法导致举报人遭到打击报复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来自主观上的、来自内部人士告密而导致举报人遭到打击报复的则更令人痛心。有些办案人员为了讨好领导，捞取好处，把举报内容“进贡”给被举报的官员，作为换取个人私利的筹码；有的因为与被举报者有亲戚、同学、同乡、同事、战友等等关系，有意识地把举报内容透露给被举报者。
而在相关办法中，对工作人员中大量存在的举报泄密现象，并没有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往往只有笼统的“禁止”、“不准”之语，保护一词等于空话。
举报是有风险的，在法律上被称为“危险的权利”。对于举报人来说，能让他们举报有门，后顾无忧，比任何奖励都迫切而且重要。不从制度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奖励的价码加得再高，仍然避免不了“应者寥寥”的尴尬局面。只有把保护举报人上升到与反腐败工作一样重要时，才能使千千万万人民群众投身于反腐败的大潮中来。
作者单位：湖北省钟祥市计划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