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有罢运才能争取自身权益？
由于对《银川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偿使用管理办法》和《银川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更新管理规定》不满，银川市发生出租车司机集体罢运事件，并最终导致政府决定新规定暂缓执行。同时，银川市市长刘学军发表电视讲话，对“因部分出租汽车经营者和营运人员上访，给广大市民带来不便深表歉意”，并提出三点意见。据了解，大部分出租车已经恢复运营。（据《宁夏日报》）
政府出于城市管理的需要，要调整出租车经营权，经营者和运营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反对政府的主张，于是双方就形成了一种博弈。博弈的真谛在于调整和妥协，以牺牲一部分利益来换取更大的利益，从而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而如果双方或者某一方认为自己真理在握，不能做半点让步，则这样的博弈只能演化成剧烈的冲突。银川市出租车司机的利益诉求会演化成集体罢运事件，原因即在于此。虽然这一事件以政府方面的暂时妥协而结束，但如何才能化解类似的冲突却值得深思。换言之，出租车司机必须要靠罢运才能争取自己的权益吗？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中，政府虽然是基于公民授权产生的管理社会事务的组织，但同样有自身的利益诉求，因此，在与公民的利益博弈中，双方应当是平等的主体。但是，由于政府天然的组织化，同时还由于我们国家传统中官民不平等的历史积淀，在政府和公民产生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公民天然地处于不利的地位。这种博弈的解决，一是强势的一方通过非平等方式压抑对方的诉求（但随着公民主体性诉求越来越强，这样的解决之道已越来越难），另一种就是弱势的一方采取非合作方式拒绝谈判，从而使裂痕进一步拉大。
冲突到底该怎么解决呢？我们说，既然这种冲突的根源在于双方力量的不均衡，那么就可以通过增强弱势一方的力量来解决。具体到银川市这次出租车罢运事件，如果有充分代表出租车司机利益且有能力与政府谈判的行业工会的话，问题可能就简单的多。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前一段时间深圳发生的商家罢刷银行卡事件，代表双方谈判的就不是单个的商家或银行，从而能够通过让步、妥协达到一个都能满意的结果。而如果相反，单个商家与银行组织谈判或单个银行与商家组织谈判，其效果可想而知。
可能会有人认为，出现一个能够和政府对话的对手对政府而言是添乱，事实恰恰相反。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必然需要通过谈判解决。而这种谈判，除了利益诉求及其底限外，尚需要组织化保证，否则便没法进行，而且很容易导致另一方的极端行动。因此，政府扶植自己的谈判对手，同样是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实际上，国外的有些工会或雇主组织，就是在对方的支持和帮助下建立起来的，而其出发点，依然是自身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