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售报箱的尴尬

　　10月初，《当代女报》试推两台无人售报箱进高档写字楼，每箱预放报纸20份，每份1元，自行取报。一个下午过去，报纸均告磬，但一只投币箱内只有7元1角钱，另一只分文皆无。

　　报纸被拿完了，钱却收回不足三分之一，这确实使人很尴尬。而拿了报纸不投币的人，显然也没有诚信，应该受到谴责。其实，西安无人售报箱的尴尬，在别的地方也同样有。比如有些城市的无人售票公交车，也不乏这种遭遇。无人售票车的投币箱里，被人投进去的不是钱币，而是游戏机币。这些五花八门的游戏机币非常像一元硬币，在游戏机室，一元钱能买到七八块。

　　无人售报箱也罢，无人售票车也罢，碰到的这种情况，自然是本不该发生的。但是据实而论，这种尴尬似乎又也是难免的。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当今社会还远不是君子国，在公德和私利两者之间舍前弃后仍是不少人下意识的选择。要所有人在无人售报、无人售票的背景下，依然坐怀不乱，能白拿而不拿，能逃票而不逃，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

　　白拿报纸者、坐车逃票者当然只是一部份人，当然要受到谴责，但是我们是否也应反思，为什么要脱离实际，推出这种“空想道德主义”的举措而不是加强管理使白拿者逃票者无空子可钻？谁都知道在现实生活中铤而走险、触刑犯律的只是少数人，谁都明白有法必依的道理，然而我们难道因此就会取消警察和法官吗？有法必依离不开执法必严，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也惟有执法必严，反过来才能促进有法必依，如果没有了严格的执法，有法必依恐怕也就成了稻草人。这儿讲的是法律，然而世上事有共通之理，证之于道德的范畴，也是如此。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信哉斯言。然而有些问题，早已为实践反复检验过，并证明行不通，比如超越实际的“空想道德主义”，不就是一个例子吗？道德不能不讲，但讲道德不能只靠自觉。循循善诱的道德教育不可或缺，但仅靠言教又是不行的。所谓一靠教育，二靠机制，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其实，加强管理从某种意义讲也是一种道德教化，所不同的是它具有“言教”没有的约束力，是在规范中让人潜移默化，在强制中使人“习惯成自然”，从而从不自觉到自觉地迈向道德境界。

　　无人售报箱，无人售票车的遭遇给我们上了一课：不要动不动就搬出无人售票、无人卖报之类的“诚信行动”，更无须将此当成“试金石”，一旦试出“含金量”不足，则马上从“空想道德主义”的极端滑向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另一个极端。既不能“左”，又不能“右”，对我们社会的道德现状有冷静、客观的评价，自欺欺人的事不去做，固本荣枝的事做好了，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世风日上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