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杀“新闻敲诈”的怪胎

　　“最近生意怎样”，一段时间以来，这已成为《鄂东晚报》的记者们心照不宣的打招呼用语。所谓生意，就是新闻敲诈。出于创收的冲动，自2003年以来，《鄂东晚报》报社内部达成以曝光当事方丑闻的方式强拉广告的默契。为此上下通力配合，形成了一条报社领导——记者——受要挟单位的“媒体腐败食物链”。

　　媒体记者利用所谓的曝光威胁当事人，进行敲诈的情形以前也有，但大抵都是无良记者的个人行为，而像《鄂东晚报》这样整个报社成了一个“敲诈团伙”，“有组织、有领导、有目标、有部署”地进行新闻敲诈，却是破了天荒，骇人听闻，也足以见出利令智昏之后，会有怎样的怪事丑闻。

　　他们是怎样做“生意”的呢？一旦发现“商机”，《鄂东晚报》马上开会统一思想，统一部署，分区划片，由记者分别组成“行动小组”。为了给“生意”造势，在行动之前，报纸先刊登有关文章，制造舆论氛围。各组到达目的地后，分头采访、收集证据，迅速写好稿子，再电话通知当事人过来看稿，讨价还价，然后成交。

　　因为“生意”做大了，一年多来《鄂东晚报》的新闻敲诈甚至还有了“品牌效应”。用不着暗示乃至威胁，只要采访完毕，对方就会带着钞票找上门来。如果还有不愿就范的，报社还会有另一种办法，这办法在《鄂东晚报》也有一个专用名词叫做“办案”。所谓“办案”，就是给敲诈对象出示总编在发稿签上写下的“审处意见”。有一份堪称经典的发稿签，上面写的是“以本报内参形式报家宝总理、周济部长”。而事实上，《鄂东晚报》的内参最高只能到达黄冈市委一级。当事人看到这样醒目的“审处意见”，自然诚惶诚恐，气不敢出，这情形不正跟审犯人办案子一样吗？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既是媒体的自勉也是社会的期待。但是这些来，确实也有少数媒体为利弃义，不仅将自已的责任置之脑后，更甚至靠山吃山，将自己掌握的新闻资源当成了谋私敛财的工具。比如像《鄂东晚报》那样搞新闻敲诈，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尤值得我们警惕的是，《鄂东晚报》成了敲诈团伙的事实，凸显了新闻界某些歪风邪气变本加厉的轨迹。有偿新闻曾被舆论斥之为怪胎，然而怪胎现在又有了变种，从拿了人家的钱财为人家做吹鼓手变成了以公开曝光、编发内参等方式敲诈勒索。《鄂东晚报》的新闻敲诈，其教训是发人深省的。媒体负有舆论监督的责任，然而作为监督者，又由谁来监督，靠什么来监督？自律当然需要，但自律又是靠不住的；机制最管用，构建一个机制来保护舆论监督的正义性，维护新闻队伍的好风气，既是必要的又是迫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