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之死与民工之死

　　几个富人死了，或是被杀，或是自杀，富人很不安，也很委屈。很快，这种情绪便有了回应，旨在加强私产保护的立法与体制变革不断深化，针对原罪论、仇富论的舆论反击也已经逐步控制了主流意识形态，而由顶级专家亲自上阵、专门为富人准备、防止他们想不开的心理咨询服务也已经高价上市。

　　几个民工死了，或是病死，或是累死，或是被暴打致死，或是死在回家的火车上。当然，舆论依旧是一片哗然，各方面的检讨与反思也不可谓不深刻，人们毫不吝啬表达着同情，感叹着民工生活的艰辛，但同情与感叹，包括一些激愤的呼吁以及局部的有限改变，却未能带来民工境遇的根本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依然恶劣，他们的血汗工钱依然难讨，他们的返乡之路依然不易，专列的终点除了故乡，还有死亡。

　　有一种说法很流行，说富人纳税多，贡献大，理应获得更多的社会福利，享受更为周到细致的公共服务。说实话，我想不通。富人纳的税确实多，要比普通人要多出不知多少倍，这也确实需要肯定与鼓励，但同时，纳税也是富人的法定义务，是义务而不是用来购买什么东西的对价，换句话说，应纳税而不纳或者少纳就会意味着严重的罪责。富人的贡献也确实大，他们提供了就业机会，创造了社会财富，但这种贡献同样也不是换取公共福利的等价物，何况，这种贡献还是一种利人利已的互利，它同时也为富人们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那么，是否说以民工为代表的穷人因为纳税少，贡献小，忽视他们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同样是荒唐的论断。民工的直接纳税与贡献确实不那么起眼，但是他们的存在却是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他们背井离乡的辛劳是利润的源泉，同时也是国家税收的根基；论贡献，作为最基层的劳动者，现代社会创造的任何消费品与物质财富都离不开他们的劳作，粮食、矿产、日用品、服务业、出口商品、基础设施，我们所享受的绝大多数现代物质文明包括富人们的精彩生活都基于他们的贡献。

　　显然，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不是为哪个具体的人、具体的群体服务的，社会之所以需要国家与政府，是因为所有的社会公民，包括富人与穷人，都需要基本的生存保障与发展机会。富人，占有着优势的财富与资源，具有足够的支付能力满足其物质与精神需求，生存无虞，而且更拥有常人无法比肩的发展潜力与条件；相反，穷人，比如民工，他们收入微薄，无权无势，多数人始终生活在温饱的边缘，几乎没有任何抵御重病、天灾等突发风险的物质储备。富人与穷人，谁更需要公共政策的照顾，答案其实是显而易见的。

　　几个富人死了，这需要社会的关注，几个民工死了，这同样需要我们的关注，他们的不幸遭遇暴露出的社会问题都需要尽快加以解决。但相比而言，我个人认为，现行公共政策的缺位给民工这样的穷人带来的伤害与富人所感受到的不安和委屈相比，前者更为严重、普遍，抚慰穷人所受的这种伤害显然要比缓解富人的压力紧迫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