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差距考量公共政策选择

　　2004年北京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283.3亿元，比上年增长13.2%，为1995年以来的最高增速。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于秀琴称，尽管如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值得注意，据测算，目前北京地区农村收入等落后城市8年，不仅城乡收入差距大，城乡居民享受到的共同服务也有差距。（见《新京报》1月22日）

　　北京地区农村收入等落后城市8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问题，笔者相信换在其他地区，农村落后城市的年数更多，而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征途上，消除城乡差距是整个社会面临的重要任务。我国现阶段城乡收入差距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其产生原因主要包括工农业产品 “剪刀差”，人均公共资源禀赋的差别，承担改革成本的不同，财政政策的 “非农化”偏好以及城乡分割的 “二元经济结构”和人均税费承担的差异等。

　　针对这些原因，笔者以为，要解决农村落后城市的问题考验着政府的公共政策选择。公共政策是政府为解决社会公共问题而制定的行为准则，是政府用来调控社会利益的基本工具，公共政策制定必须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优化为根本目标。保护农民权益应该成为政府公共政策的基本着眼点。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必须是对人的关怀，对公民权利以及社会进步的关怀。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公正的社会。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应把缩小城乡差距作为基本的政策目标。

　　目前，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农民权益保障的关注大多集中在不正当收费增加农民负担，增加贫困农民的生活补助,以及提供一些必要的社会救助等直接影响农民生活的方面。从较为宏观和长远的角度看，农民权益保障至少应该扩展到他们的受教育权、劳动就业权和收入分配权，这些权益既关系农民的根本与长远利益，也与社会公平以及农民基本权利联系在一起。在现实生活中，农民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很难有效地维护自身权益，而且，在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城市优先保障的制度框架下，农民的权益保障也常常被公共政策所忽视。因此，要解决城乡差距问题，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政府必须勇于承担责任，适时调整公共政策取向，加强农民权益保障。把加强农村基础教育,保障农民的受教育权，推行农民劳动技能培训，保障农民的就业权，实施最低工资标准,保障农民的收入分配权，作为解决农村城乡差距的优先选择。

　　我们应该认识到，城乡差距问题的复杂性单纯依靠农民自身的努力与市场机制的作用，是无法最终解决的。而且解决城乡差距问题也不应停留在农村扶贫的层面上，必须培养农民的自生能力,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道路。由于劳动者素质与权益保护已成为制约农民提高自生能力脱贫致富以及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因而，政府有必要适时调整公共政策取向，从维护农民的受教育权、劳动就业权与收入分配权入手，通过制度创新与公共政策调整培育农民的自生能力，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为城乡差距问题的最终解决指出方向并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